其六、宋國公族
（公元前約1041—前286年）
（一）微子立宋
司馬遷在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中，對宋國公宋微子（微子啟）的評價極高。認為他既是商朝末期憂國憂民、仁慈賢能的朝廷重臣，又是西周宋國仁德賢明的國君。如《史記。宋微子世家》說：“微子故能仁賢”，“故（商）殷之余民甚愛戴之”。他還引用《論語》中孔子對商殷末期的評價說：“微子去之，箕子為之奴，比干諫而死，殷有三仁焉”（意思是說：宋微子棄官離去，箕子裝瘋淪落為囚奴，比干犯言直諫被剖心而死；商殷王朝曾有他們這三位仁德高尚的人）。孔子所說的“仁”，含有仁德、仁君、仁慈、仁愛等寓意，在當時屬至高無上的贊美之詞。
相傳帝乙大帝去世時，對本是長子卻只因所謂“庶出”，而沒能繼承帝位的微子啟，于心不忍，特任命他擔任卿士。據《中國官制大辭典》引《疏注》等注解為：“卿士，王卿之執政者”；即商王朝時期的朝廷百官之長，相當于后來的宰相。
微子啟不以屈居于帝辛（商紂王）之下而為憾，反而對帝辛這位自己的親弟弟盡心輔佐；并對帝辛末年的一些所作所為，苦口婆心，屢屢勸諫。但帝辛聽不進這些不同意見。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說：“微子數諫，紂不聽。”加之又有身邊小人從中挑撥，帝辛有時還甚為反感。
眼看暗懷爭霸雄心的西周日益強大，商殷王朝危機四伏，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，微子啟痛心疾首。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說：“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，滅仇國，懼禍至，以告紂。紂曰‘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？是何能為！’于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，欲死之，及去，未能自決，乃問于父師、少師。” 意思是說：待到祖伊（當時大臣）得知強盛的西周修持德政（籠絡人心），滅亡仇國后，擔心禍患來臨，于是把上述情況告訴紂王（帝辛）。紂王卻說：‘我的命運難道不是由上天決定的嗎？又能把我怎么樣！’于是微子考慮紂王無論如何也聽不進去諫言了，曾打算一死了之。但他離開后，一時拿不定主意，就去向父師、少師請教。”
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記載了父師、少師與微子的一大段對話，最后的意思是，父師（又稱太師，即宋微子的叔父箕子）勸說微子“不如去”（即不如暫時躲開）。西漢孔安國《尚書傳》記載：箕子對微子還說：“我久知子賢，言于帝乙。病（意為毛病或問題出在）立子，帝乙不肯（不肯采納）。病子不得立（意思是：問題出在微子不得立為國君），則宜為殷后（這里說的“殷”即商王族；“后”指帝王）者子。今若不出逃難，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。”意思也是力勸微子趕緊“逃難”，以為商殷王族宗廟保留后繼有人。于是微子聽從了父師以及少師的勸說，帶著由他作為王族長子掌管的王室祭器（古代祭器是王室的象征，歷來由帝裔長子保管），在其弟微仲衍的保護下，遁避到他的封地（相傳在今山東微山一帶）隱居下來。
當西伯姬發及其聯軍采取突然襲擊，攻破都城朝歌（又稱東都、在今河南淇縣），紂王帝辛自焚身亡后。相傳微子眼看商殷王族面臨滅族之災，從而當即挺身而出，不避兇險，親赴西周軍營拜見武王姬發，陳述先祖商王作為天下共主的功德；并力陳商殷王族無罪；請求給予商朝先公先王保留宗廟，給予商殷王族及其遺民保留一塊延續生存的封地。同時，他還親自獻上具有王族象征的王室祭器等寶物，以表誠意。從而深深打動了武王姬發，以及周公姬旦等人。
鑒于微子啟的聲望和當時面臨的嚴峻形勢，尤其考慮到建國550余年的商殷王朝，其時王族勢力仍然十分強大；加之此前紂王帝辛派出東征淮夷的十數萬精銳部隊，基本完好無損,且不知去向。從而，成為西周政權的心腹大患，讓當權者寢食難安。
因此，西伯姬發和周公姬旦，為穩定局勢，籠絡人心，當即采納了微子的建議。從此，對商殷王族采取了一系列比較寬松的懷柔安撫政策。
如命召公姬奭（讀使shi）釋放被紂王帝辛囚禁的太師箕子；在勸說箕子為西周效力不成后，將他遠封于朝鮮（在今遼寧和朝鮮半島一帶，詳見后文“箕子朝鮮”），授予伯爵。同時，敕命為王子比干等忠烈王卿建立墓碑祭臺，舉行祭奠；為被紂王帝辛罷黜的王公大臣恢復榮譽。相傳周武王還親自到奉祀商朝歷代先公先王的宗廟，舉行隆重祭奠儀式，以表示對商殷王朝歷代先公先王的尊重。還命大臣南宮適（讀括kuo）散發鹿臺錢財和鉅橋糧倉粟米等，以賑濟撫恤商殷遺民等等。
與此同時，為了表明西周政權繼承三皇五帝“興滅國、繼絕世”的古訓，更是為了安撫和掌控商殷王族及其遺民，周武王把商殷王朝勢力最為集中的東都朝歌（今河南淇縣）及其王畿轄區，劃分為衛、鄘（讀庸yong）、邶（讀北bei）三個方國，并將邶國封賜給帝辛（紂王）的兒子武庚（字祿父），建立邶殷國 ，以繼承商殷王朝國統，奉祀商殷王族先公先王的宗廟。
同時，又調遣文王的三個兒子、武王的弟弟，即封于管國（在今河南鄭州境內）的姬鮮（周文王第三子，史稱管叔鮮）、封于蔡國（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）的姬度（周文王第五子，史稱蔡叔度）、封于霍國（在今山西霍州西南）的姬處（周文王第八子，史稱霍叔處）；分別駐守朝歌以北的衛地（今河南浚縣境內）、朝歌東南的鄘地（今河南新鄉西北）、朝歌西北的邶地（今河南湯陰縣邶城一帶），以監督掌控武庚祿父和商殷舊族勢力，史稱“三監”。
據史籍記載：周武王在推翻紂王帝辛而建立西周之初，在對如何處置商殷王族的問題上，曾有不同意見。當時有人主張：為除后患，應斬草除根。武王之弟召公姬奭（讀史shi）等則提出：殺有罪，留無罪。而武王的另一個弟弟、攝政大臣周公姬旦，則堅持認為：商王成湯建立商殷王朝傳位五百余年，商朝曾是各諸侯列國共同尊奉的君主。商殷先王無罪，商殷王族無罪，罪在紂王一人。既然紂王已死，當務之急應安撫商殷王族及其臣民，共同維護建周之初的安定大局。
此時，武王姬發由于連年操勞過度，加之日夜憂慮商殷王朝舊有勢力仍然十分強大，天下未定，四夷未平。史書上說他“白夜不寐”（見《史記·周本紀》），即晝夜失眠睡不著覺。到西周政權建立第四年，武王姬發就不幸去世了。由他年僅13歲的兒子成王姬誦繼位，并讓他的弟弟周公姬旦（文王姬昌第四子，姓姬名旦；周公是他的封號）攝政，輔佐成王，代理國政。
據史書記載：在周文王的眾多兒子中，因長子伯邑考早亡，次子武王姬發去世后，排行第三的管叔鮮，即成為周王族在世兄弟中的長兄。按照之前商殷王朝實行的“兄終弟及”的王位繼承制度，管叔鮮認為自己完全有資格繼承王位，或者至少應讓他擔任“攝政”。但卻被分派到“敵占區”，當了個所謂“監國”，而讓排在他后面的老四姬旦位居“攝政”；所以心生怨氣，憤憤不平。《尚書大傳》上說：“管叔、蔡叔疑周公，流言于國曰：‘公將不利于王’”。即管叔鮮與蔡叔度四處散步流言蜚語，對周公姬旦進行攻擊，說他擔任攝政，大權獨攬，將來會對成王姬誦十分不利等等。
而這時的紂王帝辛之子武庚祿父，雖然被封為北殷國國君，但亡國之痛加殺父之仇，總在他的心里念念不忘。聽說周武王去世后，他不僅暗自高興。而且周邊原來屬于商朝的許多部落方國，也開始出現“天下聞武王崩（死）而叛（即反叛）”的勢頭。加之商殷王朝的舊屬國奄國（奄，讀淹yan，又稱商蓋，在今山東曲阜）和薄姑國（在今山東博興縣境內）的國君，暗中勸說武庚祿父可借勢乘機復辟，以圖恢復失去的王朝。《尚書大傳》等記載：“奄國國君對武庚祿父說：‘武王既死矣，今王（成王姬誦）尚幼（還年幼）矣，周公（姬旦）見疑（被猜疑）矣；此百世之時（這是百年不遇的時機）也，請舉事！’然后祿父及三監叛也。”
于是，武庚祿父與管叔鮮、蔡叔度互通款曲，一拍即合。并串通拉攏霍叔處以及商殷王朝的舊屬國奄國、薄姑國、酆（讀豐feng）國、徐國、郯國、黃國、酈國、蕭國、葛國、費國、弦國、熊國、盈國、潭國、鬲（讀利li）國、榖（讀谷gu）國、州國、絞國等十幾個諸侯方國，于周武王姬發去世的第二年，便公開揭竿而起，造反的聲勢十分浩大。
面對這一危急局面，攝政周公姬旦首先說服召公姬奭（讀使shi）和姜子牙等元老大臣，團結對外，一致平叛。隨后，周公姬旦調集平叛部隊，并急召齊、魯、燕等各路諸侯起兵勤王（即保衛周朝王室），還舉行誓師大會，發布總動員令（見《尚書.大誥》），然后開赴前線。
據史書記載：周公姬旦原計劃先討伐挑頭造反且勢力最強的奄國，但大臣辛公甲建議，應先從薄弱環節入手，先易后難，殺雞儆猴。周公姬旦采納了他的意見，遂改變計劃，先攻淮泗（今蘇北、皖北地區）一帶的徐、熊、盈等小國，從而取得節節勝利。隨后周軍北上攻取奄國周邊的弱小盟國，使奄國孤立無援，最后被迫投降。北方酆國（今山東青州西北）、蒲姑等國，眼看大勢已去，在兵臨城下之時也相繼投降。最后，周公姬旦誅武庚祿父（實為戰死），殺管叔姬鮮，流放姬度于蔡國（今河南上蔡縣）、貶霍叔姬處為庶人（普通百姓）。從而，取得了最后勝利。
然而周公姬旦并沒有班師撤軍，他從長治久安著想，認為東方九夷部落為患已久，這次又乘武庚祿父與“三監”造反之機，攻掠西周東南邊境，配合叛亂。所以，必須乘勝利之師，一鼓作氣斬草除根。由于九夷諸國在此前長期與商殷軍隊作戰，久經磨練；其軍隊數量雖少，卻頗具戰斗力，且對當地的地理形勢非常熟悉，善于在低洼河湖地帶作戰。而西周軍隊以戰車為主，行動不便，且士卒水土不服；因此平定九夷之戰，打的非常艱苦。但經過步步為營，穩扎穩打，連續作戰，三年后九夷部落終被征服。
據《尚書大傳》等記載，周公姬旦這次東征，平定東方九夷五十余部落方國，使西周的影響從此達到東海之濱，對于周王朝初期的鞏固發展，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。
經過歷時三年的艱苦征戰，終于平定武庚與“三監”以及東夷諸國之亂后，西周政權痛定思痛，不得不重新審視和制定應對商殷王族強大舊有勢力的政策和方略。
據史書記載：一方面，周朝在前次武王分封的基礎上，周公與成王再次大規模分封諸侯。相傳先后分封的七十一個諸侯列國中，有五十三個是西周王室姬姓貴族。《荀子、儒效篇》說：“周公兼制天下，立七十一國”。《呂氏春秋、觀世》說：“周之所封四百余，服（降服）國八百余。”其中周公姬旦由于東征功勞最大，所以他的兒子們又分別封于凡、蔣、邢、茅、祭等諸侯方國的有數人。《左傳》載：“凡、蔣、邢、茅、胙、祭，周公胤（胤，指后裔子孫）也。”
與此同時，周朝還將原封于武庚祿父的北殷國及“三監”控制的鄘、衛等地以及“商民七族”等，冊封給周成王的叔父姬叔封（又稱姬康叔），建立衛國。
據史書記載：周武王的同母弟姬叔封，因年幼而最初被封在京畿內（京都轄區）的康地（在今河南禹州西北的夏王少康古城），所以得名為“姬康叔”。平定“三監”后，姬康叔在其新的封地正式建立衛國，而成為衛國首任國君（屬侯爵，最初以商朝東都朝歌、即今河南淇縣為中心；后來三移國都，先后遷至曹邑、楚丘、帝丘，均在河南北部的滑縣與濮陽之間，國土逐步有所擴大）。姬康叔還在周成王時期兼任過司寇（負責司法、刑獄等），因此權位高于其他諸侯。姬叔封逝世后謚號“康”，其后裔子孫中有以祖上謚號為氏者，稱康氏。
與此同時，周朝不得不重新啟用微子啟等商殷王族中德高望重的代表人物，以安撫、籠絡商殷舊有貴族勢力。為此，特封微子啟為宋國公，列五等爵位(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)之首，建立宋國，定都商邱（今河南商丘），并世代相傳。自此，史書上稱微子啟為“宋微子”。
當時封為公爵的，除宋微子之外，僅有武王的叔父姬虢（讀國guo）仲，封虢國公；武王祖父周太王次子姬仲雍裔孫姬得章，封虞（讀羽yu）國公。也就是說，冊封公爵者僅三人而已。其他如姜子牙所封齊國、周公姬旦所封魯國（由他的兒子姬伯禽代理封爵），那時尚屬二等侯爵（還有管國、蔡國、衛國、晉國、滕國、陳國、薛國、紀國等屬侯爵）；其余封國如燕國、魏國、秦國、曹國、杞國等國，則為三等伯爵；而吳、楚、莒、郯、邾等國，為四等子爵；許國為五等男爵等等。
據《禮記·王制》記載：西周初，朝廷最初將國家爵祿分為“皇、王、公、霸、侯、庶長、不更、公乘、公士”等九等爵位，后來又規范簡化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附庸六等。附庸者，屬于依附于某公、侯、伯等封國之內的附屬封國也。
微子所封宋國，其疆域所轄：即原商殷王族及其遺民主要集聚區，包括商、梁、相、沛、豐、蕭、緡、濟陰、陳留等地。相當于現在的河南東北部、山東西南部、江蘇西北部、安徽北部等廣大地區。境內主要城市有：商邱（今河南商丘）、蒙邑（今河南商丘梁園區）、栗邑（今河南夏邑）、濟陰（今山東菏澤市定陶縣）、緡邑（今山東濟寧市金鄉縣）、相城（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區）、蕭邑（今安徽蕭縣）、彭城（今江蘇徐州）、豐邑（今江蘇豐縣）等。以安撫和管理商殷王族及其遺民，奉祀商殷先公先王的宗廟。
另一方面，為了懲處追隨武庚造反的武庚遺族及其邶殷國遺民，周朝將其強行遷往西周剛營建、并駐有“周八師”的新都成周雒邑（今河南洛陽），加以掌控監督，并充作勞役。又先后將商王族聚居區的部分貴族及其遺民，其中“商民六族”（又稱“殷民六族”，包括徐氏、蕭氏、索氏、條氏、長妁氏、尾妁氏等六大家族），被遷往周公姬旦的封地魯國（此時姬旦留朝攝政，其子姬伯禽主政魯國）。又封武王之弟、成王之叔姬康封，以朝歌（今河南淇縣）為都城建立衛國。并將“商民七族”（又稱“殷民七族”，包括施氏、樊氏、陶氏、繁氏、錡氏、饑氏、終葵氏等七大家族），遷往衛國。
據《廣韻》等史藉記載，“商民六族”和“商民七族”中，除饑氏是商朝諸侯饑國（也寫作幾國，在今山西臨汾翼城）的貴族宗室外，其余都是世代負責手工業制作的商王宗室支族，如：索氏（負責制作繩索）、長勺氏（負責制作廚具）、尾勺氏（負責制作酒器）、陶氏（負責制作陶器）、施氏（負責制作旗幟標識）、繁氏（負責制作馬纓鞍轡）、錡氏（錡讀奇qi；負責制作銼刀、鍋釜）、樊氏（負責制作柵欄、籬笆）、終葵氏（負責制作錐鉆） 等等。
此后，周朝還將“懷姓九宗”遷往周武王之子成王的弟弟姬虞的封地晉國等地。將“商民十姓”等，先后遷往齊、鄭、陳等周朝所屬諸侯國家。并將商朝部分巫、祝、卜、史等知識階層官吏以及專業人士，遷往西周都城鎬京（今陜西西安西南），根據其特長任以職事，繼續為新政權服務。
這是西周初年，發生在公元前1040年前后，一次規模較大、有史記載的、并由國家主導的對反對派人士和族群、進行的遷徙和移民。這些被遷出的商朝王族中的各大貴族及其遺民，后來逐漸融合入當地民眾之中，并大都成為相關姓氏的開姓始祖，發展形成為后來的相應姓氏族群。（可參看本書下卷相關血緣姓氏部分章節）。
在周成王采納了周公姬旦的建議，封微子為宋國公，建立宋國的同時，周公姬旦以攝政之職，又代表成王頒布了《微子之命》，宣布對宋國公不以臣下看待，而以賓客之禮待之；并對商殷先王的功德，大加贊揚；對宋微子的仁孝賢德，表示十分贊賞。如《微子之命》中說：商王成湯功德施予當代，美德流芳后世；說微子啟尊崇仁德，效法先賢；謹慎孝悌，敬奉神靈；又說周王贊賞你的仁德，希望你們弘揚先祖的美德，治理好黎民百姓等等（詳見《尚書。微子之命》）。周公姬旦還將《微子之命》昭告天下，既是作為對宋微子的任命詔書，又是對宋微子及其先公先王的褒揚和表彰。從而，使商殷王族的歷史地位得到確認，商王族及其遺民也從此開始有了揚眉吐氣之感。
由于宋微子在危亡時刻，拯救了商殷王族；又繼承商殷王朝建立了上公之國——宋國，為此后立國750余年，并一度成為“春秋五霸”之一奠定了基礎。加之宋微子地位尊貴，仁德賢明，深受國人擁戴。其國人族人皆以有宋微子這樣的賢明君主，而引以為榮。所以，宋國公族及其后裔，便以《周禮》“五世親盡，別為公族”為依據，相約共同尊奉宋微子為共祖；以國為姓，另立宗族。從而，在原商殷王族所一脈相承的“子”姓基礎上，建立“宋”氏（當時稱“子姓宋氏”）。從此，宋微子成為宋氏開姓始祖。自宋微子于公元前1041年建立宋國，宋姓氏族延續至今，已經有三千余年的歷史了。
另據史書記載：在宋微子建立宋國的同時，周朝還將原商朝武丁之子（即子宋）的封國——“古宋國”（在今河北趙縣），封予宋微子的弟弟微仲衍，因微仲衍在朝輔佐宋微子，因此由他的兒子公子稽（即后來的宋公稽）代理封地；為此，公子稽史稱“宋公”，伯爵，以奉祀這里的先公先王宗廟。
但在宋微子去世前，因他的嫡長子世子適（一說世子費，又名微伯），先微子而去世；微子沒有傳位給年輕的長孫公子腯（也寫作遁，都讀盾dun；又名公子裌，讀甲jia）；而是傳位于一直追隨并輔佐自己的弟弟微仲衍。所以，到微仲衍之孫宋丁公（姓子名申）繼位后，即將所封“故宋國”遷并于商丘，合二為一了。史書上提到商殷末期姜子牙在朝歌都城曾遇到的“宋異人”，他所居住的“宋地”，有可能就是指“古宋國”這個地方。
縱觀西周及春秋時期宋國的政治文化導向，從開國之君宋微子以倡導“仁德”立國，到宋穆公君位繼承上的“仁讓”，再到宋襄公講求的“仁戰”，以及宋景公的“仁慈”，包括其血緣后裔孔子后來所創建的以“仁”為核心的儒家學說，宋國自始至終無不貫穿著“仁”的血脈。
宋微子建立宋國后，受先祖商王成湯和周公姬旦的影響較深，他秉持“以仁德立國，以仁義致天下”的宗旨，建國之初，以治理戰爭創傷，恢復社會經濟秩序，安撫商殷遺民，作為治國之本。在整個西周時期，宋國堅持內施仁政，外尊周王，睦鄰友好的基本國策。而且作為上公之國，在當時的諸侯列國中，地位尊貴，很受敬重。這也與周朝前期出現的“成康之治”（即周成王、周康王時期呈現的盛世景象），是分不開的。
《風俗通義》和《詩經·周頌》等史籍，曾記載了當年宋微子建立宋國后，乘坐白馬、帶領公室臣屬，前往西周參加慶典活動，以及周王室對宋微子不以臣屬對待，而以賓客之禮隆重接待的場面和儀仗。因為宋微子的祖先商殷王族崇尚白色，因此他和宋國公室也特別以白色作為崇尚之色，并喜歡穿戴白色衣冠，并乘坐白色馬匹及其白色車輛等等。此事為世人所贊嘆和稱道。“白馬王子”的典故，此為起源之一。故此《風俗通義》有“宋微子乘白馬朝周，后有白馬氏”等記載。并說宋微子后裔子孫中形成的復姓白馬氏和簡化后的馬姓氏族，其來源即肇始于此。“白馬”，亦為地名，在今河南滑縣一帶。（可參看本書“血緣姓氏”中的白馬氏、馬氏等）
而《詩經·周頌·有客》這首古詩中的：“有客有客，亦白其馬；有萋有且，敦琢其旅；有客宿宿，有客信信；言授之縶，以縶其馬；薄言追之，左右綏之；既有淫威，降福孔夷”；即講述了宋微子“白馬朝周”，被以賓客之禮相待的故事。同時也佐證了宋國及宋微子在當時的“國際地位”之高。
關于這一時期宋微子（微子啟）的記載，歷史上曾有多個版本。如《宋微子世家》說：“武王克殷，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（訪）于軍門，肉袒面縛，左牽羊，右把茅，膝行而前以告（以上描述的是古時楚國人的一種投降儀式）。武王乃釋（放）微子，復其位如故。”此說，歷史上曾受到較多質疑。如明代著名學者翁金堂為此還作了《論微子》一篇加以駁斥。《論微子》等觀點認為：《宋微子世家》中的上述說法，一方面，徹底否定了有關微子啟在武王伐紂之前，即“早已歸附”、甚至“結盟于武王”的謬說；也客觀證實了微子啟事前“避禍于山野”的史實；同時，對這種描述之前只有“楚人”才用的“迎附屈降”方式，更是不可能發生在微子啟的身上。因為武王姬發通過“突襲”而伐滅紂王帝辛之后，所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，為了極力籠絡人心，他甚至不得不加封紂王帝辛的兒子武庚祿父以封國（即邶殷國）；而對待以賢明著稱的重臣微子啟，此時作為極力希望表現出“崇德象賢”的武王姬發，只能會以禮相待，甚至優禮相加；如象對待箕子等人一樣，加以誠懇籠絡；豈能以這種屈辱的方式公開擺布在“軍門”之前！況且，這種屈辱的投降歸附方式，連最應該受到株連的紂王帝辛之子武庚祿父都不曾發生過，怎么可能發生在以賢明著稱的重臣微子啟身上？！
為此，《論微子》推斷：最有可能的歷史史實應當是，當武庚祿父與“三監”串通反叛，被周公姬旦平叛誅殺之后，周朝本著“興滅國、繼絕世”的古訓，考慮到商殷先王的奉祀后繼無人，更重要的是借以籠絡安撫商殷王族舊有勢力；所以只好請出微子啟，并加封公爵，建立宋國，以奉祀商朝先公先王的宗廟。這既符合當時的歷史史實，也完全符合“三代”之前的歷史傳統。所以，微子啟也就順水推舟，為了繼承和奉祀商殷先公先王，而“就封”于周朝。并且周朝對微子啟不得不以“賓客”相待，而不能以“臣下”看待。而微子啟“亦自賓于周”（也把自己擺在周朝賓客的位置上），并且有“有客之詩”等為證。
據史書古籍記載：宋國建國之初，面臨的局勢也非常艱難。一方面，當時商殷王族及其遺民，剛剛遭受了改朝換代的創傷，民怨沸騰，廢墟遍野，綱紀不振，是個爛攤子。另一方面，相傳由于受商殷末期奢糜酗酒之風影響，當時聚眾飲酒、酗酒成風，部分王族遺民出現以酒解憂、萎靡不振等現象，也十分嚴重。甚至直到宋戴公時，仍然頒布“戒酒令”，加以禁止飲酒、酗酒等問題。（詳見后文）
宋微子為重振綱紀，推行仁政，恢復生產和社會秩序。他一方面嚴禁酗酒，注重教化，廣施仁政；并積極撫慰商殷王族及其遺民。另一方面率先垂范，力行節儉。史書上說他“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室不崇壇，器不雕鏤，宮室舟車不飾，衣服財用擇不取費”。就是說：他吃飯只要一個菜肴，鋪的席子只有一層，住處不加裝修，用品器具不作雕飾；宮殿和乘坐的車船，不講究華麗；穿的衣服和日常開支，盡量節儉而不鋪張浪費；處處為減輕國家和民眾負擔著想。
同時，他還積極鼓勵農耕，開墾擴大耕地，治理水患，發展農業生產，使國民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。他還十分關心臣民兵士，賑濟災民，體恤孤寡，經常訪貧問苦，改善他們的生活和待遇。
宋微子還非常注重對先祖列宗的祭祀，他繼承商殷王族遺風，幾乎每月每季都親自到宗廟、社稷（祭壇）舉行定期的祭祀、禳禱活動。史書記載：周王朝在封宋微子建立宋國時，還特地準許宋國仍以“殷禮”（即商殷王朝的祭祀禮儀）來祭祀先公先王，這在當時也是一項象征性極為隆重的王族特權。相傳微子逝世前，仍以病弱之體，持祭器前往宗廟舉行祭祀，感恩并祈禱祖宗庇佑后裔子孫和臣民兵士繁衍昌盛，國家安定，國祚綿長（宋國立國750余年）。
在這期間發生的重大事情，主要在君位更迭繼承方面。在這個問題上，宋國前期做的也比較好，堪稱表率。
史載：宋微子去世時，因他的嫡長子世子適（又名微伯）先他而去世，他沒有選立自己的嫡長孫公子腯（亦寫作遁，都讀盾dun）繼位；而是選擇了賢明仁德、并一直追隨自己的弟弟微仲衍繼位。
史載：微仲衍，本姓子名衍，又名泄；字仲思；古人以“仲”代表排行第二，因居哥哥微子啟之后，故稱微仲衍。相傳他身材高大威武，且武功高強。在武王伐紂，微子避難時期，微仲衍曾率領軍隊，不離左右，時刻保護兄長及族人的安全。
受宋微子影響，后來還有宋湣公、宋宣公、宋穆公等多位國君，皆指定其弟或者其兄之子繼位。這在被史家斥之為“春秋之中，弒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勝數”（詳見司馬遷《太史公自序》）；這在當時為爭奪繼位而不惜骨肉相殘的春秋戰國時期，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。
另據《禮記。檀弓》記載：“微子舍其孫裌（讀甲jia）而立衍也”；東漢鄭玄注“微子適（嫡）子死，立其弟衍，殷禮也”。就是說：宋微子放棄了名字叫“裌”的長孫繼承自己的國君之位，而冊立弟弟微仲衍繼承。東漢著名學者鄭玄注釋說：微子的長子去世，由弟弟微仲衍繼位，這是商殷朝代“兄終弟及”的禮法傳統。《禮記。檀弓》中稱宋微子的孫子名字叫“裌”，據推測：古代人有起多個名字的習俗，裌與腯或許就是一人。但尚待進一步考證。
據近年考古發現，在河南商丘以南的鹿邑太清宮，發掘的“長子口”大墓，出土了大量成組的青銅禮器，規模相當于諸侯一級；而青銅器銘文中有“長子”等字。據考古學家推測，有可能就是宋微子的長子之墓。
而《漢書。古今人表》有記載說：微仲衍是宋微子的次子。此說曾被少數學者采納，但缺少證據，難以置信，后被棄用。而微仲衍的嫡傳后裔孔氏家族，在其《孔子家語。本姓》中明確記載：宋微子“其弟曰仲思，名衍，或名泄；嗣微子后，故號微仲”。微仲衍被“子姓孔氏”尊奉為一世祖（詳見后文）而絕大多數正史古籍，也皆以微仲衍為宋微子之弟。有關上述另類說法，不足采信。
史載：宋微子生于丙辰年正月初八；于公元前1041年即位，前1004年四月初八辭世，在位38年；享年84歲。安葬于河南商丘市南青岡寺，歷代建有微子祠、微子墓供后人祭奠、瞻仰。近年來，又由印尼愛國華僑、著名慈善家宋良浩先生捐出巨資重建后，更加宏偉壯觀，現已成為宋微子后裔宋氏族人祭祀、瞻仰、和聯誼之所。
宋國自公元前1041年建國，共傳二十六世，三十二君，于公元前286年，被“戰國七雄”中的齊、魏、楚三國聯軍所吞滅并瓜分。宋國作為上公之國，前后立國756年，曾一度成為“春秋五霸”之一。
相傳宋微子去世后，舉國哀悼。居住在原微子封地（今山東濟寧微山縣）的宋氏族人及商殷王族遺民，為紀念始祖宋微子，并就近悼念他；便在昭陽湖中心的昭陽島上（相傳微子曾經在此避難），修建了“微子祠”和“微子墓”。從此，昭陽湖改名“微山湖”，昭陽島改名“微山島”。直到現在還保留如故，并經歷代重修擴建后，成為當地著名旅游景點。
附記：
《逸周書·作雒》說：商殷滅亡時，“殷大震潰，降辟三叔（即“三監”），王子祿父北奔”。著名史學家、考古學家唐蘭先生在所著《西周青銅銘文分代史征》中認為，“王子祿父”即武庚祿父的生時之名（古時對尊者常常隱其名而稱其字）。史學家魏建震先生認為，“王子祿父北奔”的地點，應是淶水流域（今河北保定淶水一帶），邶殷國隨之北遷。研究者還認為，之所以“北奔”，就是因為北方是古商族人和商朝王族祖先的發祥地，那里的“群眾基礎”好，地理環境熟悉。相傳武庚祿父戰敗被殺后，其后裔子孫中，有少部分留在朝歌（今河南淇縣）附近守墓祭祀，并以“殷”、“商”、“湯”、“祿”等為姓；其余大部分逃亡北方，成為后來著名的子姓“邶殷氏”宗族。同時，一部分北殷國殷侯武庚祿父的后人及其親族，則被強行西遷至杜原（在今陜西始平縣一帶），降級由侯爵國改封為伯爵國，史稱“杜伯國”，后來成為子姓杜氏的一個發祥地。
據著名史學與考古學家王國維、顧頡剛等考證，商周時期北方有二個燕國，一個是商朝所封的子姓燕國。相傳古商族因燕山與玄水以及家燕（玄鳥）而得名；并推測古商族和商朝祖先，因起源于古燕山與古玄水（今河北薊縣一帶），因此以玄鳥（燕子）為圖騰。同時認為商朝所封子姓燕國，應是商代約祖庚、祖甲時期王族中的嫡系封國。
而周朝所封姬姓燕國，是周武王伐滅紂王后，封其弟召公姬奭于燕，相傳初封地在今河南延津，后遷都于薊（今北京市境內），以加強北疆邊防。召公姬奭因在朝廷輔佐成王，便派他大兒子去代為管理燕國的國政。而商朝祖庚、祖甲時期所封子姓燕國，一直延續到周朝所封姬姓燕國，二國先后位次相銜接。
同時，史學與考古界認為，北方的著名侯國孤竹國和箕子朝鮮，也都是子姓封國。據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注引《索隱》所記，孤竹侯國（殷墟甲骨卜辭稱“竹侯”；在今河北遷安市、灤縣、盧龍縣等跨燕山地域），是商王成湯所封子姓“墨胎氏”諸侯封國。墨胎氏在文獻中也作墨夷氏或目夷氏；根據《史書、殷本紀》“（商）契為子姓，其后分封，有殷氏、來氏、宋氏、空桐氏、稚氏、北殷氏、目夷氏”等記載，屬于商朝子姓王族中，早期分封出來的后裔氏族之一。
而箕子朝鮮（在今遼東與朝鮮西北部），則是宋微子的叔父箕子的封國（詳見下文“箕子朝鮮”）。
從近現代甲骨文刻辭考證看，商殷時期北方的渤方與燕山下的子幽、子漁相近，說明燕山至渤海灣之間，可能還并存著三個商族子姓方國，分別是子弓、子幽、子漁的封國。
另據史學和考古學界考證，盡管商朝與東夷諸國，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長期沖突。但在武庚祿父起兵反對西周時，同屬于東夷文化的許多東方部落方國，也隨之舉旗響應。而當武庚祿父失敗被殺后，相傳他們大都不愿做西周的臣民，而是紛紛轉移、逃亡到北方（今山東、河北等地）。然后一部分又陸續轉移到西北方（今陜西、甘肅東部和寧夏等地）。而其他被西周俘虜后的東夷部落，則淪落成為脖子被套上草繩做標記的奴隸。
后來，西北秦國的崛起，其骨干就是那些轉移、逃亡到那里的商王族與東夷諸部落的貴族和遺民。史書記載：秦國王族皆出自商朝名門，相傳是商朝重臣蜚廉（亦稱飛廉）與季勝、惡來父子之后。秦國的第一代國君秦非子為商紂王手下名臣蜚廉的六世孫，秦始皇（嬴政）則是蜚廉的第三十六世孫。后來秦國推行“商鞅變法”，又通過“徠民”政策，主要從山東（古時指太行山以東，包括山東、河北、河南等地）六國又招引了二三百萬人口，到地廣人稀的秦國。從而，進一步加深了秦國與東方氏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。因此，身處西北方的秦國，奉行的也同屬于東夷文化。而且與春秋時期東方各諸侯方國中的商王族后裔、以及東夷諸國后裔，有著深深的族源關系。
有史書記載：東夷部落首領伯益，因為舜帝馴養和調教鳥獸有功，被舜帝封為伯爵，并賜姓嬴氏。伯益的嬴姓后裔有14支，即徐氏、郯氏、莒氏、終黎氏、運奄氏、菟裘氏、將梁氏、黃氏、江氏、修魚氏、白冥氏、蜚廉氏、秦氏、趙氏，合稱“嬴姓十四氏”。
相傳伯益的嬴姓后裔中有一個叫費昌的，在夏桀時期投奔了商王成湯，專門給商湯駕車，立下戰功，其后代嬴氏部族一直輔佐商朝，成為商朝貴族。到商朝太戊帝時，伯益的后裔中衍，曾給太戊帝御車，并屢建奇功，被封為諸侯，太戊帝又把女兒嫁給了他。中衍的曾孫胥軒駐防西戎之地時，與驪山女所生的兒子叫中潏（讀育yu）；中潏生子蜚廉，蜚廉生子惡來、季勝，父子俱效力于紂王；到蜚廉的第六世孫秦非子，在西周孝王時，最初建立秦國。
另據近代出土整理的著名戰國竹簡史書《清華簡·系年》（因收藏于清華大學而得名“清華簡”）第三章載：“周武王既克殷(紂王)，乃設三監于殷。武王陟，商邑興反，殺三監而立彔子耿。成王屎（踐）伐商邑，殺彔子耿（即王子武庚，字祿父），飛廉東逃于商蓋氏（即奄國，商族后裔子姓封國，在今山東曲阜），成王伐商蓋，殺飛廉，西遷商蓋之民于邾吾，以御奴且之戎，是秦之先（祖先），世作周危（衛）。周室既卑（衰落），平王東遷，止于成周（洛陽），秦仲焉東居周地，以守周之墳墓，秦以始大（壯大）。”
上文雖與世傳史書古籍記載存有差異，比如書中認為“三監”之亂，是“商邑興反，殺三監而立彔子耿”（即商王朝的舊勢力發動叛亂，由叛民殺死了“三監”，并支持王子武庚造反）；與史書說法有所不同。但至少證實了秦國的祖先，即是西周初年成王時期被征伐而西遷的飛廉（蜚廉）和商王族封國商蓋（即奄國）嫡系之后裔。
另據史書記載：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（公元前403年 至 前222年）國君，也是商朝名臣飛廉（蜚廉）的后裔子孫，與秦國源自同一祖先。原為晉國趙侯，于公元前403年，與韓、魏“三家分晉”后，周威烈王封趙烈侯趙籍為諸侯立國，國都晉陽（今山西太原），前386年趙敬侯又遷都邯鄲（今河北邯鄲）。公元前222年，趙國為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所滅。
還有一種說法，即秦國后來之所以滅了周朝及其所封諸侯列國，最后統一了中國；就是因為當年追隨武庚祿父復國失敗后，而被迫西遷，并后來建立秦國的那一部分商朝舊族，發憤報仇雪恨的最終結果。當代《大帝國的涅槃》一書（作者：徐旭，筆名：江上葦）曾引用一段名言：“自‘牧野之戰’（周武王伐滅紂王帝辛之戰）至今，已是鳳凰浴火八百年（指強大的秦國開始統一中國）。殷商有遺民，隱于霍太山（即霍山，也稱太岳山；在今山西霍縣東南）下，報家國仇不得，遂死于此。其后人崛起于大河（黃河）諸姬姓國家之間，分秦裂晉（意為：分立出秦國，并分裂晉國而建立趙國），是為戰國赫赫雙雄的秦、趙。”也是說的這件事。
史書古籍上對“秦人”的傳說還有很多。如秦朝滅亡后，秦王族及其遺民一部分逃到了朝鮮半島，后來又有一部分輾轉遷徙到了日本，因為他們來自于秦國，所以自稱“秦人”。這在日本早期史書《古事記》和《日本書紀》等古籍中，都有明確記載。
據《日本書紀·應神紀》等記載，大約公元前二到三世紀，即日本古史所稱的“彌生時代”（約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），“秦人”開始到日本定居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秦氏（はた）和漢氏（あや），前者是應神天皇十四年（公元403年）由弓月君（又稱“融通王”）率領；后者是應神天皇二十年（公元409年）由阿知使主及其子率領，渡海而來的。說的就是秦國移民和漢朝移民。
另據日本《新撰姓氏錄》記載：秦氏的祖先弓月君，是秦始皇五世孫。他率領一百二十縣的百姓，最先從大陸逃到朝鮮后，改名弓月君。此后，又輾轉來到日本九州。相傳他擅長土木、農業和水利灌溉等技術，并且最早傳授養蠶、絲織、造酒和制作金屬工藝品等。由于日本京都盆地北有賀茂川，西北有大堰川，東北有高野川，地處平原，土地肥沃，十分適宜大面積開墾。秦氏祖先對最早開發京都盆地貢獻巨大，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奠定了日本大和王權的經濟基礎。因此，秦氏被任命為大和王權負責財政的大藏官。
后來，秦氏的勢力又以古日本山城國為中心，遍布東至美濃、伊勢，西至贊歧、筑前的廣闊地域。秦氏不僅與地方豪強勢力關系密切，而且還與稻荷、鴨荷、宇佐八幡等神靈信仰的賀茂神社、松尾神社等宗教團體有密切關系。據日本《欽明紀》記載：到欽明天皇元年（公元540年）時，日本的秦人戶數，就達到七千零五十三戶，約有數萬人之多。從而，使日本秦氏成為古代日本屈指可數的地方豪強勢力之一；同時，也是日本民族祖先的重要來源之一。
由于秦朝統一中國所產生的強大影響，相傳當時周邊民族和國家，多稱中國人為“秦人”，中國也因此而被一度稱之為“秦”（直到后來又被盛唐時期的“唐人”所取代）。但是，相傳后來葡萄牙語、荷蘭語、德語、英語中的China，以及法語中的Chine等，對中國的稱謂，其讀音、寓意皆與“秦人”這一稱呼有關。
另據2004年甘肅清水縣李崖西周秦人墓葬遺址的考古發掘成果研究，考古隊隊長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化成和考古隊成員、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梁云等認為：李崖遺址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秦人墓葬；通過對該遺址20座西周秦人墓葬的形制、殉葬品、習俗、風格等比對考證，證明秦人是商殷遺民的一支；他們的結論是:“秦人西遷之初的文化面貌還具有濃厚的殷商色彩，王朝更迭并沒有中斷其世代沿襲的傳統”；“其考古成果可以說非常有力地證實了秦人、秦文化來自東方。”從而為探索秦人、秦文化淵源，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和依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