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二、孔子學說發端于禮
孔子所處的年代，正處于春秋戰國諸侯紛爭，戰亂不止；大國侵吞小國；周朝王室衰微，號令不再；欺君犯上，以強凌弱；甚至到了弒君奪權，禮崩樂壞的時代。司馬遷在他的《太史公自序》中寫道：“春秋之中，弒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勝數。”
孔子生于魯國的一個沒落士族家庭，其父叔梁紇乃一介武士，曾在魯國發生的幾次戰爭中，立有赫赫戰功。因此被封為陬（讀鄒）邑大夫，戎邊駐守防邑城。他六十多歲的時候，才告老回到家鄉——魯國昌平鄉陬里村。因結發妻子施氏共生有九女，后娶小妾又只生了一個瘸腿兒子（即伯尼，又名孟皮）。據《史記。孔子世家》記載：叔梁紇六十四歲（也說六十七歲）的那一年， 又與年僅十七歲的顏氏女（姓顏名徵在）結合而生孔子。
孔子三歲時，其父叔梁紇即病逝，家境隨之衰落。他們孤兒寡母經常受到上邊兩位夫人的白眼，就只好從昌平陬里村家中，搬到曲阜城內的闕里村娘家居住，]生活非常艱難。孔子十七歲時，其母又去世。所以，《孔子世家》說：“孔子貧且賤”（賤，古文意為地位低下）。孔子也曾說過：“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”（意思是：我年少時地位低下貧窮，所以會做各種窮人家做的活兒）。
孔子一生經受了許多艱難困苦和打擊挫折。史書記載：在他十七歲時，朝廷宴請士族，按往常孔子家人應該參加。但這次孔子赴宴，卻被拒之門外。后來魯國發生內亂，魯昭公遭到把持操縱朝政的“三桓”（即季孫、叔孫、孟孫）追殺，被迫逃到齊國避難（后來死在齊國）。期間孔子也流落齊國數年，并險遭齊大夫殺害。據史書記載：由于當時形勢險惡，他倉促中把正在做飯淘的米提上奔逃，一面走一面濾干，以備逃亡路上食用。后來他在被迫周游列國十四年間，也曾幾次遭遇危險，并曾在“陳蔡斷糧”，他和弟子們幾天吃不上飯，險些被餓死。但再大的艱難困苦，也沒有使孔子屈服，其堅強毅力令人嘆服。
孔子生活的魯國，其開國之君周公姬旦，乃是周武王的弟弟。早年文王在世時，姬旦即以孝順、仁愛而深得文王寵愛。后來他輔佐其兄武王出兵東伐，在推翻殷朝、建立西周王朝過程中，建立了赫赫功勛，被封為周公。武王去世后，因繼位的成王姬誦年紀尚小（13歲）；周公姬旦雖已封魯國公，但被留在朝廷輔佐成王。而改派他的兒子伯禽為魯國國君，主持魯國國政。史稱：“周公乃踐阼（讀昨）代成王攝行政當國。”（詳見《史記.魯周公世家》）即當時周朝實際由周公姬旦以宰相身份攝行國政。他勤于王事，鞠躬盡瘁。史稱：他“一沐三捉發，一飯三吐哺”（意思是說：他經常連洗一次頭發、吃一頓飯的工夫，都被打斷好幾次，他握著頭發或吐出正吃的飯，去接待來訪者。曹操曾在《短歌行》中寫道：“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”，即贊美此事）。
這期間，同是王族兄弟的管叔等，因嫉妒周公姬旦攝政，并懷疑周公有篡位之心；因而暗地煽動其兄弟蔡叔、霍叔，并勾結紂王之子武庚祿父，同時策動淮夷、徐戎等部落叛亂。周公姬旦奉成王之命，興師平叛。經過三年艱苦戰爭，終于誅滅了管叔和武庚祿父，流放了蔡叔，貶霍叔為平民；平定了淮夷和徐戎等叛亂部落。
鑒于他的豐功偉績，成王破例允許周公姬旦及其封國魯國，使用天子的禮樂儀仗；并可以像天子一樣，在南郊設壇祭祀先王。所以，魯國的禮樂文化高于當時的其他諸侯國，且繼承了《周禮》之正宗。史載：晉國大夫韓宣子訪問魯國，參觀了魯國的禮樂后，發出了“周禮盡在魯”的感嘆。那時候，祭祀天地、祖先和舉行各種典禮儀式，是王公貴族們的主要工作。他們也往往都樂意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孝祖敬天與尊榮排場。到后來雖然魯國也出現了政荒禮廢等問題，但由于其底蘊深厚，且在一些貴族和士民階層中傳承已久。因此，魯國的禮樂文化氛圍，尤其國都曲阜，仍然底蘊深厚。
孔子受其影響，自幼年即喜愛禮樂文化活動。《孔子世家》記載：“孔子為兒嬉戲，常陳俎(讀祖)豆（即擺列祭祀器具），設禮容（即模仿禮儀活動）”。他還經常進入奉祀魯國先祖的太廟，觀摩祭祀典禮儀式等活動；并對廟里的祭壇、器物、儀仗、典禮等，都熱心詢問請教。《論語》記載“子入太廟，每事問”。他說過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學”，即少年發憤學習；而且他堅持“學無常師，為學不倦”和“三人行必有我師焉”的治學精神，不恥下問，博采眾長，學以致用。
孔子在實踐中體會到：“禮”與“樂”相配才更相得益彰。所以，他在注重學“禮”演“禮”的同時，也非常注意修習“樂”。據記載，他曾經向魯國音樂大師師襄學琴，而且非常癡迷認真。孔子也很喜歡唱歌，他如果聽到有人唱的歌好，就一定再請人唱一遍，而且也隨之學唱。孔子還刪定《詩經》，不僅將搜集的三千多首自上古時代流傳的詩詞民歌，去蕪存菁，刪簡掉重復蕪雜部分；還將整理保留下來的三百零五篇詩歌，編纂成《詩經》一書，并且根據《風》《雅》《頌》等不同詩篇，配上不同樂章，教弟子們吟誦演唱。史載：孔子早年曾經因精通禮樂而從事婚喪禮儀等服務活動。他在帶領弟子為貴族和士民階層的婚喪嫁娶，進行禮儀服務中，嚴格仿照《周禮》，并根據不同禮儀，配以不同禮樂。從而既莊重又文雅，受到社會各階層的高度評價；孔子的社會知名度，也隨之不斷提高。
孔子在社會實踐中深切感受到：“禮”不僅對個人的修養，而且對維持國家宗法法統和社會家庭倫理道德秩序，都極其重要。所以，孔子對周公姬旦當政時期，主持制定的《周禮》，給予了極高評價；甚至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。他認為：自周公制定并推行《周禮》，西周社會才從荒蠻，過渡到文明。而到了春秋戰國之所以社會大亂，就因為禮崩樂廢。他晚年耗費大量心血，整理編著的儒家經典《禮記》，就是依據《周禮》為藍本，編寫而成的。孔子一生以“克己復禮”為己任，就是主張以恢復《周禮》所規范的國家等級和社會家庭倫理道德秩序，為根本目的。
孔子在《禮記.樂記》中說：“觀其舞，知其德”（意思是：見到一國的舞樂，就知道其國民的品德）。孔子把禮、樂上升到國家德政的象征。他還說：“樂自中出，禮自外作”（意思是：音樂發自內心，禮儀生自社會）。“樂由天作，禮以地制（意思是：音樂代表天，是抽象的；禮儀代表地，是具象的）”。據《論語》記載：“子在齊聞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！”（意思是：孔子在齊國聽了《韶》樂，竟然三個月不知道肉的滋味；他說：沒想到《韶》樂達到了這樣高的境界）。他的學生子游（名言偃）在擔任武城宰（即武城縣長）時，開始教百姓唱歌，開一方風化之先。孔子“去武城聞之莞爾而笑”，為之歡呼不已。